政党之分，不在“善恶”，而在“代价” ——重读胡适《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》

(revised in 12.14.2025)关于政治制度的讨论，我们往往容易陷入一种道德陷阱：认为某种制度天然是“正义”的，而另一种天然是“邪恶”的。

1947年，胡适写下《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》，将世界政党划分为“甲式”与“乙式”。长期以来，这被视为一篇推崇英美民主、批判集权政治的檄文。

然而，站在21世纪的复杂现实面前，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篇经典。我们必须承认：“甲式”并不代表完美的终点，“乙式”也有其存在的现实逻辑。 决定政党性质的，不是左右之分，而是它们如何在“自由与秩序”、“效率与制衡”之间做出的不同取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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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胡适的分类：结构而非主义

首先，我们需要借用胡适的分类工具，但剥离其道德评价。他指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运作模式：

维度	甲式政党 (竞争型)	乙式政党 (统合型)
组织逻辑	松散联合：来去自由，允许内部派系	严密组织：纪律严明，强调统一意志
权力来源	选票授权：通过定期选举获得合法性	历史/使命授权：通过革命或先锋队理论确立合法性
对反对派	容忍：视反对党为“在野的储备政府”	排斥：视反对派为“阻碍统一意志的敌人”
执政目标	有限执政：接受轮替，接受权力的暂时性	长期执政：追求权力的连续性，以完成宏大目标

这比“资本主义 vs 社会主义”更精准地描述了政治现实。英美是典型的“甲式”，而许多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初期往往倾向于“乙式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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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祛魅“甲式”：完全民主的代价

胡适在当年对“甲式政党”推崇备至，但现代政治实践告诉我们，“甲式”绝非万能药，它有着极其昂贵的“维护成本”。

1. 效率的耗散 “甲式”政党必须通过无休止的辩论、妥协来达成共识。这在和平时期是“制衡”，但在危机时刻往往变成“推诿”。为了选举短期利益，政党可能牺牲长期的国家规划，导致政策“翻烧饼”。

2. 社会撕裂与否决政治 当竞争变得极化，反对党不再是“监督者”，而变成了“为了反对而反对”的破坏者。不同群体为了选票互相攻击，社会共识被撕裂，最终陷入谁也干不成事的“否决政治（Vetocracy）”。

3. 民粹的绑架 为了争取多数，“甲式”政党极易被民粹情绪裹挟。理性的长远决策（如财政紧缩、痛苦的改革）往往因为不得人心而被搁置。

因此，“甲式”提供的是自由，但支付的代价往往是效率与团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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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重估“乙式”：集权背后的理性

如果我们摘下有色眼镜，会发现“乙式政党”之所以在很多国家长期存在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治理逻辑。

1. 超强的动员与执行力 “乙式政党”通过消除杂音，能够将国家资源集中在核心目标上。无论是快速工业化、大规模基建，还是应对重大灾难，这种体制往往展现出惊人的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效率。

2. 长期主义的可能 因为没有“四年后下台”的焦虑，“乙式政党”可以制定并执行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。它不必为了讨好选民而发放短期福利，能够强制推行有利于长远的积累政策。

3. 后发国家的赶超工具 对于许多缺乏现代社会基础、内部一盘散沙的后发国家来说，“乙式政党”往往充当了现代化的“组织者”和“凝聚核”。如果没有这种强力整合，国家可能早已四分五裂。

因此，“乙式”提供的是秩序与效率，但支付的代价是纠错机制的缺失与个人自由的让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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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结语：不存在完美的彼岸

重读胡适，我们不应止步于“甲好乙坏”的简单二元论。

政治文明的实质，是一场永恒的权衡（Trade-off）。

• 如果你想要绝对的自由和对权力的防范，你就必须忍受决策的低效和社会的喧嚣（甲式的代价）。
• 如果你想要高效的执行和稳定的秩序，你就必须让渡一部分权利并承担权力失控的风险（乙式的代价）。

世界各国的政治光谱，实则是在 0 到 100 之间寻找适合自己发展阶段的刻度。

• 有些国家引入了“甲式”的选举，却保留了“乙式”的强力控制，形成了 “威权发展模式”（如李光耀时期的新加坡）。
• 有些国家维持了“甲式”的框架，却在痛苦地反思效率低下的弊病。

所以，判断一个政党或制度的好坏，不在于它给自己贴上什么标签，也不在于它是否符合某种教科书式的定义，而在于：

它所提供的收益（如稳定、发展、自由），是否对得起人民为此支付的代价？

这才是我们在面对“甲乙之分”时，应有的清醒与成熟。